谈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人们常把普鲁士写成冷静的一方:俾斯麦设局让法国人上钩,德意志诸邦顺势统一。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容易把俾斯麦写得过于从容。事实上,1869—1870年的普鲁士和北德意志邦联也问题不断。
议会掣肘、税制纷争、军费争议、社会主义兴起、南德独立倾向,以及民族自由派的催促,都让俾斯麦焦头烂额。对他来说,战争不只是外交手段,也是打破德意志内部僵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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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 柏林不稳
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成为德意志世界的主导者。奥地利被排除出局,北德意志邦联建立,俾斯麦也多了一个“邦联宰相”的身份。从地图上看,德意志统一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但从政治上看,这套体系远没有那么顺畅。北德意志邦联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是普鲁士、北德诸邦、邦联议会、关税同盟和各地王侯共同组成的复杂机器。俾斯麦既要保持普鲁士核心地位,又要让小邦相信自己不是被普鲁士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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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2月,巴伐利亚选举给柏林敲了一记重锤。1867年以来掌权的亲普政府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天主教“爱国党”。这个政党有明显独立倾向,也更亲近法国。更尴尬的是,先前的亲普政府还接受过普鲁士方面的秘密资助。也就是说,柏林既花了钱,也没能稳住局面。巴伐利亚政治路线的转变,对俾斯麦来说无疑是一场严重挫败。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态度也让柏林不安。税制争端撕裂了北德意志邦联和周边小邦,黑森甚至向巴黎试探,询问法国是否能提供军事保护以对抗普鲁士。虽然这些小邦未必真的打算倒向法国,但至少说明它们愿意把法国当作平衡柏林的工具。这正是俾斯麦最担心的情况:法国如果能够利用南德和小邦的不满,德意志统一就会被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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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问题还牵动着民族自由派。1866年后,许多民族自由派曾因俾斯麦推进民族事业而支持他。但到了1870年前,他们开始嫌他太谨慎,要求立刻完成统一。问题在于,南德王侯和民众并不一定愿意接受这种安排。若按民族自由派的要求硬推,很可能撕裂普鲁士与南德之间刚刚建立的脆弱联系。俾斯麦需要民族自由派的支持,却不能完全按他们的节奏走。
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局:保守派嫌他改得太多,自由派嫌他管军队太少,民族自由派嫌他统一太慢,军方要钱,工人运动反王朝,南德诸邦又不愿被柏林牵着走。此时若没有一个共同敌人,南德很难主动靠向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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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正好可以扮演这个共同敌人。只要战争被解释为法国对德意志民族的威胁,南德诸邦就很难继续公开反普。它们可以不喜欢柏林,可以警惕普鲁士,但如果法国显得咄咄逼人,站在普鲁士一边就不再只是亲普选择,而会变成保卫德意志的选择。俾斯麦需要的,正是这种局面。
VOL.3 通向战争之路
1870年前,法国和普鲁士都在等待突破。拿破仑三世需要战争来恢复帝国威望,俾斯麦则需要战争打破德意志统一僵局。两边处境不同,但逻辑相似:国内问题太多,常规政治手段难以解决,于是对外战争被赋予了超出外交本身的意义。
俾斯麦不是喜欢无目的冒险的人。他利用战争,通常都有明确目标。1864年对丹麦战争,为之后同奥地利摊牌创造条件;1866年普奥战争,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事务;到1870年,下一步就是让南德加入统一进程。问题在于,这一步不能靠一道命令完成。南德不愿被普鲁士吞并,欧洲列强也会警惕德意志统一。俾斯麦需要一个合法而有力的外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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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正好提供这种机会。如果法国被塑造成挑衅者,普鲁士就可以以防御名义召集德意志诸邦。南德诸邦的秘密军事协定会被激活,原本松散的军事合作也能转化为共同作战。一旦南北德军队并肩对法作战,政治统一就不再只是议会里的争论,而会变成正在发生的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俾斯麦非常重视危机的呈现方式。他不只是要战争,还要法国看起来像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德意志,尤其是争取南德。埃姆斯电报事件出现后,他对电报措辞进行删改,使其更短、更硬,也更容易刺激法国舆论。他没有凭空制造法国的愤怒,但很懂得让法国的愤怒替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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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俾斯麦敢这样做,也因为他相信普鲁士军队准备得更充分。普鲁士在总参谋部、铁路动员、后备兵制度和作战计划方面具有优势。相比之下,法国虽然自称“武装到牙齿”,但实际动员和组织并不顺畅。拿破仑三世以为自己还能选择战争,俾斯麦却更清楚战争一旦爆发,谁更可能获利。
不过,也不能把俾斯麦写成完全没有压力的胜利者。正因为德意志内部矛盾很多,他才更需要战争迅速制造团结。战争既是风险,也是加速器。它能把许多平时谈不拢的问题暂时压下去。
结语
普法战争前的普鲁士,并不是内部毫无裂缝、只等俾斯麦下令出击的国家。北德意志邦联制度复杂,普鲁士议会、邦联议会和关税同盟互相牵制;保守派、自由派、军方、工人运动和民族自由派都在给俾斯麦制造压力;南德诸邦尤其是巴伐利亚仍然抗拒柏林,甚至存在亲法和独立倾向。
因此,1870年的战争对俾斯麦来说不是单纯的外交赌博,而是解决内政困局和民族统一问题的工具。法国的强硬反应,恰好帮助他压缩南德的选择空间,把普鲁士的战争变成德意志的战争。拿破仑三世想用战争挽救帝国,俾斯麦则用战争完成统一。前者赌输了,后者赌赢了。普法战争的爆发,正是在这两个政权各自的焦虑中一步步逼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