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说不同语言的人，是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假如一种语言没有某个词，使用者是否就无法感知某类颜色、无法形成某种空间概念、无法进行某种推理——这样的设想在大众想象中流传甚广。
比如在俄、英语体系中，俄语把浅蓝голубой（goluboy）与深蓝синий（siniy）分成两个独立的词，英语则只用一个blue统称。
2007年，Winawer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报告了一项颜色辨别实验：
在颜色相近、辨别难度较高的试次中，俄语母语者辨别分属goluboy与siniy两个范畴的色片，比辨别同属一个范畴的色片快约124毫秒；这一范畴优势在施加言语干扰后消失，而英语母语者面对相同刺激时并未表现出类似优势。
图 | 2007年《PNAS》论文实验图：顶部一排共20个由浅到深的蓝色色样（编号01–20），下方为一个三元组色样示例——受试者需从底部两个蓝色方块中挑出与上方方块颜色一致者；俄语在其中强制划分浅蓝goluboy与深蓝siniy © Winawer et al., PNAS 104(19):7780，图版经Stanford Language and Cognition Lab存档
这百余毫秒的差别，背后是一场延续近百年的争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其核心即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围绕这一问题反复交锋：
语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塑造，乃至约束着人类的思维？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到萨丕尔与沃尔夫本人写下的文字，再逐一检视后来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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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说起源
这一思想并非萨丕尔与沃尔夫凭空提出，它植根于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开创的比较语言学传统。
图 | 1906年黑白肖像照：弗朗茨·博厄斯半身像，留标志性小胡子，身着深色西装与领结 © Bettmann/Getty Images
博厄斯在记录美洲原住民语言时注意到，不同语言会以各自强制性的语法范畴切分经验：有些语言必须标明信息来源，是亲眼所见、道听途说，还是推断所得；有些语言必须标明谈论的对象是否可见。
简言之，说英语时不必交代的事情，换一种语言就成了开口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他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将此观察推向了语言与经验关系的层面。
萨丕尔生于普鲁士，五岁随家人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博厄斯，博士论文研究俄勒冈州的塔克尔马语。他一辈子记录了数十种美洲原住民语言，1931年起任耶鲁大学斯特林教授。
图 | 约1910年黑白肖像照：爱德华·萨丕尔半身像，戴细框圆眼镜，身着西装领带 © Wikimedia Commons
再往下传，到了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一代。
他1910年代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此后终身任职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做了一辈子火灾检查员；语言学是他的业余志业，直到晚年才在耶鲁跟随萨丕尔学习。他研究霍皮语、纳瓦特尔语和玛雅文字，四十多岁英年早逝，遗稿由后人整理成集。
图 | 约1930年代黑白肖像照：本杰明·李·沃尔夫半身像，背头，身着西装领带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名称，由人类学家哈里·霍耶（Harry Hoijer）在1953年一场讨论沃尔夫研究的会议上创造；沃尔夫本人更愿意把自己的主张叫做“语言相对论原则”，刻意类比爱因斯坦的物理相对论。
后人又把这团松散的思想划分成了两个强度截然不同的版本：
-
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思维，没有相应的词，人就无法形成相应的概念；说不同语言的人，栖居于不可通约的世界。
-
语言相对论：语言影响思维，引导你注意什么、如何分类与记忆，但不封死思想的边界。
此后百年，围绕两论的争议不断，谁也无法说服谁。
二、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
1929年，萨丕尔在论文《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中写下了那段此后被引用近百年的话：
“人并非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已经成为该社会表达媒介的特定语言……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语言习惯之上的……不同社会所生活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世界，而不是贴上了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
附英文原文：
Human beings do not live in the objective world alone, nor alone in the world of social activity as ordinarily understood, but are very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which has become the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ir society. It is quite an illusion to imagine that one adjusts to reality essentially without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that language is merely an incidental means of solving specific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or reflection.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real world” is to a large extent unconsciously built up on the language habits of the group. 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suf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 The worl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are distinct worlds, 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沃尔夫1940年在《科学与语言学》（Science and Linguistics）中进行了更直白的描述：
“每种语言的语法，并不仅仅是表达观念的工具，它本身就是观念的塑造者……我们沿着母语铺设的线路解剖自然。世界呈现为一片万花筒般的印象流，必须由我们的心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心中的语言系统——加以组织。”
附英文原文：It was found that the background linguistic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grammar) of each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reproducing instrument for voicing ideas but rather is itself the shaper of ideas, the program and guide for the individual’s mental activity, for his analysis of impressions, for his synthesis of his mental stock in trade. We dissect nature along lines laid down by our native languages. The categories and types that we isolate from the world of phenomena we do not find there because they stare every observer in the face; on the contrary, the world is presented in a kaleidoscopic flux of impressions which has to be organized by our minds — and this means largely by the linguistic systems in our minds.
沃尔夫并没有把自己变成语言牢笼论者。
他明确区分了两件事：原则上能够想到的内容，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不受限制；习惯性地想到的内容，才会被母语范畴悄悄引导。他甚至承认，视觉空间等基本感知规律对全人类普遍一致。
归根结底，萨丕尔与沃尔夫留下的只是原则性判断，本身无法判定真伪。
语言究竟决定思维，还是仅仅影响思维？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把抽象争论拆成可检验的实验，挑选不同语言在结构上存在系统差异的领域，让说不同语言的人完成相同的非语言认知任务，再观察表现是否随语言类别而变化。
即使观察到差异，还需进一步判断：它是稳定的世界观差异，还是语言在线参与当下判断的临时效应？
为此，还需要借助言语干扰任务，让被试在做任务的同时占用言语工作记忆，一旦原有优势随之消失，就说明语言标签正在当下参与加工，而非思维被永久塑造。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沿着这一路径检验了六个领域：颜色、空间、时间、语法性别、数词与反事实推理，它们的证据成色差异甚远。
三、颜色
围绕这一假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因纽特人有几十上百个表示雪的词，所以他们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
这是典型的以讹传讹。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博厄斯随手记录的四个雪名词根，经沃尔夫引用后逐级膨胀，“几十上百个词”并无语言学依据，Laura Martin（1986）与Pullum（1991）先后完成考证与批驳。更何况沃尔夫本人论证的重心是语法范畴，而非词汇量。
真正的颜色研究走了一条正反合的路。
1969年，人类学家柏林（Brent Berlin）与凯（Paul Kay）在《基本颜色词》中比较了20种语言，发现各语言基本颜色词的出现遵循同一个规律：先分黑白（明暗），再出现红，其后是绿或黄，再后是蓝…… 这提示人类色彩感知存在共通的生理基础。
1972年，心理学家罗施（Eleanor Rosch）前往新几内亚，考察只有 mili（暗、冷）与mola（亮、暖）两个颜色词的达尼（Dugum Dani）族。如果语言决定视觉，缺少颜色词的达尼人理应难以分辨各色。
实验结果却正好相反，他们对典型焦点色的记忆与辨别成绩，与英语使用者相差无几。
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俄语蓝色实验中，Winawer等人发现，在颜色相近、辨别难度较高的试次中，俄语母语者辨别分属goluboy／siniy两个范畴的蓝色，比辨别同属一类的色片更快；一旦让被试同时占用言语工作记忆，这一优势即被消除。在此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在线激活的语言标签对知觉的放大，而非某种先天的视觉差异。
图 | 可见光色散实验摄影：一束白光自左侧射入玻璃三棱镜，在纯黑背景上折射展开为红、橙、黄、绿、蓝、紫连续光谱 © Kelvin Ma / Wikimedia Commons
颜色是所有检验领域中刺激最容易控制、证据链也最完整的一个。
一旦离开视觉感官、进入空间认知，实验变量就不再纯粹。语言之外，地形、活动方式与生活环境同样在塑造人的空间习惯。
四、空间
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Guugu Yimithirr不说 “杯子在你左边”，而说 “杯子在你北边”：它虽有左右手词汇，却从不以此定位，一切位置都用东南西北四个绝对方位表达。（类似中国南北方位用语之分）
图｜Guugu Yimithirr 方向词根示意图：偏离标准罗盘的四向分区，标注 gungga‑（北）、naga‑（东）、jiba‑（南）、guwa‑（西） © John B. Haviland, *Anchoring, Iconicity, and Orientation in Guugu Yimithirr Pointing Gestures* (1993), Figure 1
常年使用这套系统的人，必须随时在头脑中更新自身朝向，其空间记忆与注意习惯，确实与说英语的人不同。
但后续研究普遍承认，这是语言、开阔环境与采集狩猎生活方式共同塑造的习惯，不能单独算作是语法的影响。
空间方位尚且依附于可见的外部环境，时间则是完全抽象的领域，只能借助空间隐喻来谈论。
五、时间
英语习惯把时间横向展开，会议 “提前” 还是 “推后”；汉语兼有横向与纵向两套隐喻，纵向表达如 “上个月”“下个月” 尤为常见。
Boroditsky（2001）据此设计了一组空间启动实验：先让被试看一组前后排列（水平）或上下排列（垂直）的空间图案，再判断两件事的先后。
结果汉语母语者在垂直启动之后反应更快，更容易顺着纵向隐喻组织时间判断；英语母语者的优势方向则恰好相反，水平启动下判断更快。
图 | Boroditsky (2001) 论文Fig. 2：汉语“上/下”空间词同时用于时间表达——空间义“猫上树”对照时间义“上个月”，“下山”对照“下个月”，每条例子附拼音与英文释义 © Boroditsky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Fig. 2.
但这一发现在此后的Chen（2007）、January & Kako（2007）、Tse & Altarriba（2008）等多次重复中均未成立；双语者的时间隐喻偏向可被即时启动与训练经验调节，并非汉语母语者天生垂直思维。
图 | Boroditsky (2001) 论文Fig. 4b：纯时间词earlier/later判断的反应时（毫秒），依次为英语母语者、汉语母语者、经纵向训练的英语母语者在水平与垂直空间启动后的成绩，白柱为水平启动、黑柱为垂直启动；该原始报告结果此后在Chen (2007)、January & Kako (2007)、Tse & Altarriba (2008) 等重复研究中未获稳定复现 © Boroditsky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Fig. 4b.
图 | Boroditsky (2001) 论文Fig. 6：25名汉英双语者的垂直时间偏向（毫秒）随英语习得年龄变化的散点与回归线（r=.47, p<.01）；开始学习英语越晚，垂直偏向越强，说明该偏向受语言习得年龄与训练经验调节 © Boroditsky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Fig. 6.
该议题此后在新范式下仍有零星正反证据，争议至今未有定论。
六、语法性别
Boroditsky、Schmidt与Phillips（2003）做了一个著名实验：让德语母语者和西班牙语母语者用形容词描述“桥”。
结果发现，德语母语者更倾向用“美丽、优雅”等偏阴性刻板印象的形容词，西班牙语母语者更倾向用“强壮、坚固”等偏阳性刻板印象的形容词。使用者形容它的形容词会追随语法性别，这被当成了语法性别影响思维的证据。（然而这项研究被引用了十余年，却始终未在同行评审期刊正式发表，仅以书籍章节形式流传。）
此后，Kousta、Vinson与Vigliocco（2008）发现，双语者的语义表征随当前使用的语言临时切换，语法性别并未留下独立于语言的概念印记。
Vigliocco等人（2005）指出，物体属性判断混杂了生物性别与文化刻板印象；Mickan、Schiefke与Stefanowitsch（2014）两次重复均告失败。
图 | 同主题后续研究的词项性别评分实验界面：masculine–feminine七点评量表，“necklace”为校准词。注意：本图并非正文所引Boroditsky, Schmidt & Phillips (2003)、Kousta et al. (2008)、Vigliocco et al. (2005) 的原图 © Brand, Preininger, Kříž & Ceháková (2025),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 e34, Fig. 1
图 | 同主题开放获取后续研究实验1结果分面图：按人物、动物、无生命物体三类，比较捷克语单语者、捷英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对语法阴性（橙）、语法阳性（绿）名词的概念性别评分，无生命物体上语法性别效应明显较弱；本图非正文所引三篇研究原图 © Brand, Preininger, Kříž & Ceháková (2025),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 e34, Fig. 2
这类差异更接近说话当下的临时语言状态，而非母语对世界观的永久重塑。
七、数词
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常年居住在巴西马西河（Maici River）沿岸的皮拉罕部落，是第一个对这门语言做系统记录与研究的学者。
在田野调查中，他注意到皮拉罕语没有精确数词，只有三个表示量级的模糊说法。
图 | 2000年代亚马逊田野摄影：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画面中央戴帽者）在巴西马西河沿岸，持麦克风为一名皮拉罕成年男子与几名孩童录音，背景为雨林边缘 © Martin Schoeller / Bentley University
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长期合作的学者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并于1992年陪同后者进入部落调查。
2004年，戈登在《科学》上报告了皮拉罕人的数量实验结果：巴西亚马逊雨林的皮拉罕语中没有精确数词，只有三个量级词，分别粗略对应 “少量”“较多”“很多”，在需要记忆的数量配对任务中，受试者随数量增大频频出错。
图 | Gordon 2004 年《科学》论文 Figure S2：皮拉罕被试在四类数量匹配任务中，正确反应的均值随目标数量上升仅在 1–3 区间贴合、之后明显偏离，变异系数（CV）随数量增大而升高，显示缺乏精确数词时大数辨别能力迅速衰减 © Gordon, P. (2004). Numerical cognition without words: Evidence from Amazonia. Science, 306, 496–499.（论文Figure S2）
四年后，Frank、Everett、Fedorenko与Gibson（2008）在《认知》（Cognition）重做实验：
发现一旦取消记忆负荷、让物体始终可见，皮拉罕人能准确完成大数量物体的一一对应，这证明先前的错误来自记忆负担，而非底层数量概念缺失。
图 | Frank等人2008年《认知》论文Fig. 1：皮拉罕语三个量级词hói、hoí、baágiso在数量由小到大、由大到小呈现时的使用比例（黑、灰、白柱分别对应三个量级词，横轴为数量1–10，纵轴为该词使用比例） © Frank, Everett, Fedorenko & Gibson (2008), Cognition 108(3): 819–824, Fig. 1.
图 | Frank等人2008年《认知》论文Fig. 2：五类数量匹配任务中皮拉罕被试的正误反应与变异系数（实心点为正确反应，叉号为错误反应，折线为各数量的变异系数；自上而下依次为一一对应、不等距、正交、隐藏匹配与罐中坚果任务） © Frank, Everett, Fedorenko & Gibson (2008), Cognition 108(3): 819–824, Fig. 2.
精确数词由此被定位为一项文化发明的认知工具，它帮助人稳定记录和传递数量，但人本身本就具备近似数量感知。
八、反事实推理
1981年，布鲁姆（Alfred Bloom）提出：汉语缺少英语虚拟式那样的专门反事实标记，可能妨碍使用者进行 “假如当时……就会……”式的反事实推理。
心理学家Terry Au复查后发现，布鲁姆使用的中文译本本身不地道，改用自然流畅的中文重测，约88%的中文受试者正确完成反事实任务，成绩与英语使用者相当。
后续研究还表明，汉语依靠词汇、时体标记与语境组合完成反事实表达，并非全然没有相应手段。
九、语言决定论退出舞台
回到开头两论的争议。
主张语言划定思维的边界的语言决定论，在颜色、数词、反事实推理等检验中几乎全部失守：人类的基本感知、数量直觉与反事实推理，并不依赖特定语言的词汇或语法。
即使空间与时间领域确实存在跨语言差异，但都与环境、文化和训练经验相关，且可被即时任务条件调节。
真正站住脚的，只有语言相对论描述的那些局部效应：
语言标签在线放大范畴边界、引导注意偏向、固化分类习惯。它们幅度有限、可逆、随当前语言状态波动，远不足以支撑语言决定世界观的强结论。
综合上述案例，强版本的语言决定思维在今天的认知科学中已基本被放弃，这一判断背后有四条相互独立的证据链。
第一，思维先于语言存在。
多项研究提示，一些基本认知能力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例如，卡伦·韦恩（Karen Wynn）1992年在《Nature》上报告，五个月大的婴儿已能对简单的数量加减表现出敏感性；其他研究也表明，一岁多幼儿在掌握“想”“知道”等心理动词之前，已能在非言语任务中理解他人可能会被错误信息误导；此外，非人灵长类和乌鸦也表现出数量估计能力。
图 | 婴儿简单算术实验范式图示（Wynn 1992）：先向婴儿呈现一个玩偶置于舞台、屏幕升起遮住，实验者当着婴儿面放入第二个玩偶，屏幕落下揭示正确结果（两个玩偶）或不可能结果（一个玩偶），婴儿对不可能结果注视更久。原研究 Wynn (1992) 范式，转引自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学术专著 © Wynn (1992) /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第二，失语症病人。
部分严重语法性失语患者几乎丧失了说话和理解句子的能力，却仍然能做逻辑推理、能判断因果。如果语言是思维的牢笼，屏蔽掉语言，思维应当随之瓦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思想可以被翻译，可以被造词。
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能互译；一种语言没有的概念，使用者可以借词、可以描述、可以造新词。（点名片假名）科学史上大量概念最初在母语里无词可用，都是被人硬生生造出来的。
第四，普遍主义立场。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普遍语法，主张人类语言能力本身有跨语言共通的先天架构。
平克（Steven Pinker）在《语言本能》、《思想本质》里进一步主张，语言是表达先在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的制造者。
1987年，斯洛宾（Dan Slobin）提出了一个折中概念“为说而思”（thinking for speaking）：
当你组织语言准备表达时，母语强制要求你注意什么，你就会临时多看什么；等你不再说话了，这种引导也就消退了。它不会把人限制在思维牢笼里，却确实改变了人开口前那一瞬间的注意方向。
图 | 1977年10月彩色照片：诺姆·乔姆斯基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家中书房，四周书架与桌面上堆满书籍稿件，坐于皮椅中 © AP Photo
十、总结一下
语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思维？
语言并不会限制我们作为人类基本的感知、底层的数量与因果直觉、情绪体验，以及原则上理解任何新概念的可能性。婴儿、动物与失语者的案例都印证了，思维不必等到语言就位才开始。
语言确实在影响的是我们优先注意世界的哪些侧面、经验被切成什么样的类别、靠什么标签记忆、以及开口表达时顺着什么思路组织内容。它无法规定我们能看见什么世界，但持续引导我们先看世界的哪一部分。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会囚禁思想，而是提供了思想沉淀、分类与代代传递的一套框架。而这些影响通常只作用于局部领域，幅度有限，可以被第二语言学习和专业训练覆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获得更多元的视角认识这个世界，多门语言学习是非常值得的。
本期话题：“我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世界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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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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