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想让别人不付钱就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妻子索菲娅却要守住版权。一个想把思想交给所有人，一个要保住家里的收入。光看这两句话，很容易觉得丈夫境界高，妻子放不下钱。可《战争与和平》卖出去以前，那些反复修改的手稿，也曾经过她的手。
1862 年，两人结婚。托尔斯泰 34 岁，索菲娅 18 岁。此后她生下 13 个孩子，也参与丈夫的写作。托尔斯泰修改，她誊清，交给出版方的稿子里留着她的笔迹。后来《安娜·卡列尼娜》的手稿，也有她的抄写。大作家的作品要变成读者手里的书，中间这些工序也得有人做。
索菲娅还逐渐接手出版。1885 年，她给官员写信，维护自己的出版权。她要考虑一本书怎样印、怎样卖，能不能顺利出版。家里有雇工，她并非独力操持所有家务，但孩子的教育、家庭管理和出版工作，确实占去了她大量时间。
而托尔斯泰越来越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他写出享誉世界的小说，住在庄园里，却开始怀疑土地私有，也怀疑靠作品取得收入是否正当。对他来说，家人靠书生活这件事，恰好碰上了他最痛苦的地方。他在日记里把靠书挣来的钱与自己的羞耻联系起来，觉得这会削弱自己所讲道理的力量。
这不是随口说说。1891 年，托尔斯泰公开宣布，从 1881 年起写成的作品，以及今后新写的作品，允许别人不付授权费就出版、翻译或搬上舞台。不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些早期作品，并没有被这份声明一并放开。
允许别人免费取得出版许可，不等于书必须白送，也不等于索菲娅从此不能印书。但原本能由家里控制的出版收益，变成了别人也能参与的生意。她长期经营的事情，丈夫如今觉得应当放下。双方争执的起点，在这里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土地又是另一回事。1892 年正式完成的分产，把托尔斯泰名下的不动产分给了妻子和孩子。财产留在家里，他自己退出所有权。这个结果里既有他的坚持，也有对家人的妥协，远没有一句把全部家产捐给穷人那么简单。
索菲娅也并非只肯把钱留给自己。1891 年饥荒期间，她公开呼吁捐款，参与救济。帮助陌生人与保留家庭财产，在她的生活里并不矛盾。她始终没有和丈夫达成同一种生活选择。孩子怎么安排，家里的财产怎样处理，作品收入要不要保留，都需要具体商量。丈夫对财产的看法变了，她过去几十年认定的责任却没有跟着消失。
托尔斯泰其实知道这一点。1897 年，他写过一封没有寄出的告别信。信中承认，妻子习惯的生活也有他自己的责任，自己不能强迫她改变。他感谢她的付出，也说两人这些年已经疏远。这封信最后没有送到索菲娅手里，托尔斯泰也没有在那一次离开。
到了晚年，争执又从收入伸向了日记和手稿。切尔特科夫是托尔斯泰信任的朋友与追随者，参与整理和传播他的作品。托尔斯泰愿意把身后文稿的处理托付给他，索菲娅却不信任这个安排。过去参与誊抄、保管和出版的人，如今发现，丈夫越来越倚重另一个人的判断。
日记里还写着他们的婚姻。谁整理，哪些留下，哪些删去，都关系到后人怎样认识这个家。对于索菲娅，这已经很难只用少赚多少版税来衡量。她自己也写日记、回忆录，甚至写小说回应丈夫的《克莱采奏鸣曲》。她对共同生活有自己的讲法。
1910 年，托尔斯泰瞒着妻子订立最终遗嘱，把文学遗产的法律继承人定为幼女亚历山德拉；切尔特科夫则另受托处理文学遗产。妻子没有成为这份安排里的继承人。托尔斯泰想确保身后作品按自己的意愿处理，索菲娅却越来越难接受，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最后要由她不信任的人参与决定如何呈现。
这一年，托尔斯泰终于离家，随后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病逝。留下的告别信里，他仍然感谢妻子 48 年的相伴，也请求她不要跟来。
索菲娅为什么不同意，钱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还有她参与过的工作、对子女的安排，以及她在丈夫生活中的位置。托尔斯泰有权改变自己的信念，妻子也没有因此失去表达不同意见的资格。两人共同生活了 48 年，始终没能谈妥的，是一个人的改变，要怎样由两个人一起承受。